文 | 刘梦龙
随着方方日记的光速翻译与出版，在这样西方媒体大肆污蔑中国的敏感时刻，这等想方设法给敌人送弹药的行径，又把事情推上了新的高潮。方方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脱离单纯的是非，这个问题已经日渐演变成为群众不满意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到底是谁在做主的斗争。
所以，方方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关键在指方为圆上，越多的人反对她，恰恰却是支持她的人所追求的。指鹿为马的意义在哪里，说的对被认同不叫权威，只有说错了依然当做对的并压倒正确意见的时候，才叫拥有权威和掌控局面。
方方作为个体本身就是带有极大争议性的，体制内受益者与体制内反对派，乃至于她的性格和过往经历都充满了爆点。我们可以说，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舆论焦点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的选题。这几重身份使得这场争论很快就延伸到整个社会层面，不同人群迅速被动员起来，不外乎局势的迅速变化使得呼应与动员颜色革命的最初意图没能实现。就像之前无论局势如何，她仍然顶着一个体制内士大夫清议的名头，甚至她这种不同意见本身就有很庞大的受众。
这是要实事求是承认的，方方日记并不是硬捧起的，它是有着自己的受众，迎合了很多人愿意听一些非权威的坏消息的想法。即使在争议大起的情况下，作者仍然可以主张一种身为文化人的自由话语权，这种牵涉甚广的豁免权，也是很多同样的文化人始终要求对她网开一面的基础。
这种网开一面或者说体制内的特权其实是很让人厌恶的。而对日记的争议实际上也很快从内容转到个人，特别是转到了个人作为体制内反对派，吃饭砸锅这个问题上。方方的最大特征是什么，体制内受益者，高官厚禄，无所事事而衣食无忧。即使在武汉最紧张的时候，她仍然享受着特权，优先拿到口罩，可以调动公权力的力量送人离开武汉。作者所享受到的特权地位和她完全与之不相称的作为足以激起保守苦难的国民的愤恨，却也能带动起那些和他一样享受着特权的同志们不动声色的支持。方方无疑是一个体制内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而她的日记受众很大程度上也和这样一个群体重合。
说来可笑，虽然被打上吃饭砸锅的标签，但这样一个群体里真正有这种勇气的存在其实并不多。从这个角度说敢作敢当，面对一切攻击不屑一顾的方方是了不起的勇士，难怪能得到很多她的同志的支持。绝大多数体制的反对派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面抱怨，一面是绝不肯离开他们所厌恶的体制。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十分清楚自己离开了这个体制将一钱不值这个事实。
但这样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轻重，而是即使清楚自己没什么真能耐，仍然希望爬的更高，拿的更多。这又导致另外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绝大多数体制内反对派实际行动上是支持体制的，嘴巴虽硬，身体却很老实。
从根本上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谋求的依旧是体制内的上升而不是彻底推翻体制。这是他们的衣食之本，虽然他们总是生起坐看体制倒台分肥的念头，以至于对许多暗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帮一把手。但真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大多数人又绝不敢越过那条线，别人去拼是一回事，自己是万万不敢的，乃至会本能的保护这个自己无限抱怨的体制，顺便推一把别人送死给自己让出更多资源来。
这就是在中国，为什么颜色革命总是看上去一片大好，却从来干打雷不下雨的重要原因。这到不仅仅是来自苏联的前车之鉴，这些人表现出的是我国典型旧知识分子的软弱，他们始终面临着一个比老鼠开会给挂铃铛还要困难的难题。依靠这样一群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不能成事的。他们在虚妄野心和诚实本能间只有顺水推舟和坐享其成，断没有破局之能。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只能为虎作伥却没有变天之力的群体。但他们对社会的腐蚀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是民众积怨所在，虽然这也进一步注定了他们无法成事。贪得无厌，寡廉少耻是他们的写照，可你很难否认，这种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家伙确实在很多时候如鱼得水，进步的最快。至于一旦他们爬上不适合自己的位置，造成的危害，德不配位也好，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也好，这些他人的死活，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
但是在今天的局面下，实际上体制内反对派是处于一种尴尬位置的，可做不可说。如果方方单纯只是体制内反对派，那么她早就站不住了。这个争论的后期，她已经拿出改开法统的大旗。她并非只是老朽，在把她的反对者一股脑的打上暴民与文革标签的同时，她已经把自己和体制内外反对派多年来打造的改开法统捆绑在一起，就好像抱着神主牌在痛哭先帝一样。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祖宗家法恰恰是带有极大争议性的。
这实际上是一面很模糊的大旗，因为对打着这面旗帜的人来说它本身作为一个工具就带有随意性。但它的特征也很明显，在开放的旗号下反体制，亲西方，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方方自己就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大将，一面占有着中国发展的红利，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革命的受害者。通过这个办法，从否定中国革命，进而否定当前政权的存在基础，把话语权归到自己的手上。
改开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叙事，但它恐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惊天逆转。几十年来，一些像方方这样的人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改开的维护者，把全国人民辛勤奋斗的成果据为己有，甚至要求全国人民去感激他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教化的位置上。这个他们理想中的位置其实是很有趣的，一切只要动动嘴就行，很符合传统知识分子山中宰相，指点江山的幻想。只可惜这种幻想也就只止步于做一个前排推墙的二代三代权贵与新兴资本家的门客而已。倒是这些人一口一个余孽，其实自己时时刻刻绷着斗争的弦，不过是在这面大旗下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地位。
几十年来，打着这样旗号的群体，以向西方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名义，在否定本土意识形态的同时，拥抱西方意识形态，并以此长期掌握话语权，获得了大量实际利益。本质上说，这就是挟洋自重，和秦桧借金兵做宰相没有区别，所以要把金兵说的越强越好。在放弃意识形态的掩护下，是各种打着红旗反红旗。体制内外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纵容和追捧，本质上说是借以来打击现有体制。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越来越热衷于从否定中国革命走向否定中国，或者说他们越来越不满于仅仅作为体制的获利者，而希望成为国家的主宰者，借着维护祖制的名义，把自己变成人民的祖宗。
其实从方方长期的活跃和迄今为止的有恃无恐也能看出一个事实，我国的舆论媒体主流是反体制的，无论体制内外都一样。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为什么真金白银养出一群反贼，但确实是个长期问题。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原因起码有两点。首先在我国体制内，文宣教领域往往不是那么得意的去处，自然容易成为体制内反对派的聚集地，这就在管理和引导层面上埋下了祸根；
其次，这个领域恰恰是西方至今仍然非常强势，成熟的领域，而它在这个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和掌握也是最深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当代包括我国的舆论宣传培训体系基于西方理论，为西方体制服务的，这就导致很多学生从学校出来就是反体制。
当然，从根本上说，那就是宣传体系在我国权力结构里是处于边缘位置，而在西方体系里是处于核心位置，是被领导者和领导者的区别。在我国宣传面临的问题就和传统体系下士农工商里的商一样，有力量而少地位。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让体制内外的媒体，特别是大型媒体本能的向西方靠拢，寻求核心地位的上升，对他们来说打破体制就是打破束缚。
这种情形对从事宣传的从业者也产生类似的影响，特别是体制内尤其明显，始终存在对待国有资产还是私产，和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产的野心。这种诉求和西方的渗透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今天我们看来吃饭砸锅，完全不合理的，却牢不可破的反体制共识。
如今，随着方方日记的光速翻译和出版，实际上是明确无误的给出了一个里通外国的信号。到了这个份上，就算方方最有力的支持者也要掂量一下，敢不敢冒着汉奸的危险去趟这滩浑水，至于一般的受众与中立者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可以说在如此微妙的时刻，日记的火速翻译是把作者架在火上烤。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当事人能决定的，而是背后的后台不惜牺牲当事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说，方方也很快要变成受害者，甚至原来的推手们巴不得她尽快变成一个殉道者。
实际上方方并不像很多想得那么强势，就算在这个群体内部也是一样。烫头的还看不起抽烟的呢，作为垄断了大量资源的前辈，不要看许多人马在为她鼓噪，里面多少吃不饱的后辈一样恨不得她倒台，分出些油水来。事实上，就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一面是觊觎着更大权力的反对派群体存在的基础还在壮大，但另一面新生代也一样渴望老一代的灭亡，特别是那些权贵与资本家的帮闲们。如方方一般，作为老一辈的意见领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此刻不过是在做不合时宜的挣扎，甚至她的晚辈都在暗笑着想补一刀。
事到如今，这个事件正在活生生的演绎着从挟洋自重到被外部势力绑架去充当敢死队的活闹剧。方方注定要被埋在春天里，同样还要被埋葬的恐怕还要她那样的一代人和他们抱着不放的祖宗牌位。乃至是随着西方衰退，曾经占据主导位置的买办思潮的退潮也将逐渐褪去。但这不过是长期斗争的一环而已，即使西方文明在衰退，文化总是比文明的影响更持久，在这个领域斗争仍然会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