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
汉平帝元始二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钱塘江“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四百多年后，范晔在《后汉书》又提出了钱塘江出自歙县(今黄山附近）的看法。此后一千多年，人们一直把新安江视作钱塘江的源头。
建国后，关于钱塘江之源的争议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止。20世纪30年代，地理工作者在实地考察后认为钱塘江发源于开化县马金溪；50年代，上海和浙江组成的查勘队又认为钱塘江源出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莲花尖；70年代末，一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又提出新的意见，认为钱塘江源头安徽省休宁县的龙溪。
三十多年前，浙江省又又又又又组织了一支科考队，终于确定钱塘江正源是新安江，位于安徽省休宁县海拔1600多米的怀玉山主峰六股尖。
如今，钱塘江的公认河长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新安江起算，588.73 公里；二是从马金溪起算，河长522.22 公里。
钱塘江有什么了不起，值得用几千年的时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去探寻它？
真正的原因是，钱塘江的河道大约是一个之字形，古称“之江”或者“折江”，最终衍化成了“浙江”。
这也是浙江省名字的由来。
浙商
浙江人的性格跟这条江很像，低调，沉默，百折不回，绝大多数时候安安静静，而到了极特殊的情景，他们又会轰轰烈烈，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自从唐朝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几乎在商品经济诞生的同时，浙江就成为了中国商业的摇篮。
春风软水，软红十丈。江南的风光却没有抚育出娇惯的子弟，而是孕育出了晋商、徽商、粤（潮）商合称为四大商帮的浙商。从沈万三到邵逸夫，从丁磊到马云，从内外贸易到金融互联网，从虚拟支付到实体制造，浙商们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浙商有几个特点，也是他们做生意所恪守的信仰：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这是地方性格使然，也与绵延稳定的地方支持密不可分。
舍得
「舍得」是浙商五大内核中的第一条，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紧要关头务必要有快刀斩乱麻甚至破釜沉舟的勇气；二是有舍才有得，很多时候要敢于先付出，先站出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上次我们在《我认识了一个日产五百万片口罩的工厂老板》中提到过珍琦护理用品公司，他们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老牌工厂，原本主营成人纸尿裤和卫生巾等个人护理用品。在疫情期间，珍琦的老板俞飞英前后想方设法从国外人肉带回数十万套医疗防护物资，无偿捐助或成本价提供给相关部门，并捐助了现金几十万。
在当时，珍琦的财务看着俞飞英夙兴夜寐筹措来的一箱箱口罩和消毒液被送往一线，不无遗憾地感慨说，这些物资要是按市场价出售，获利千万应该是易如反掌。
但俞飞英还是捐出去了，义无反顾，想也没想就捐走了。
除了那些物资和人情债之外，俞飞英又投入了2500多万，贷款转产，发动了100多名工人在春节期间紧急复工，在有关部门的特批下组建生产线做口罩，三班倒支持前方需求。
上千万的物资，俞飞英舍了；经营了20年的工厂，俞飞英也舍了。
于是到了今天，珍琦已经拥有了二十几条生产线，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口罩生产商，并且把生意做到了国外，开始给伊朗和意大利等国外的重灾区输出物资。
这是浙商骨子中的舍与得。
其实说穿了，不外乎是信仰命运始终照顾那些善良且勇敢的人。
和气
跟舍得一样，“和气”也有两层一次。一是与人为善，怀揣善意；二是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和，也就是团结。
和气生财，就是指团结而友善才能衍生出更大的市场商机。
在这次疫情中，浙江可能是除湖北之外遭遇误解和谩骂最多的省份，可以说，外界对浙江一度是很不和气的。
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的商业气氛太浓厚，有太多浙江商人在海内外奔波筹措。关心疫情新闻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仅青田县的意大利华侨就多达10万人。
于内，浙江商人的身影遍布全国，于外，浙江商人的买卖做遍全球。
所以在国内疫情初袭时，浙江是除了湖北之外病例最多，压力最大的省份。
在疫情地图上，浙江的颜色一度与湖北相同。
但在一片混乱中，浙江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为相关医疗医护人员下发财政拨款补贴，对有关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和手续加急，促动珍琦这样的地方民营工厂快速转产复工，填补医疗用品缺口，并在欢迎游子归来的同时严格隔离，控制输入性感染。
目前，浙江省总病例1257，其中治愈1226例，死亡仅1例。从全国范围看，浙江因响应速度快，管控严格，因此感染人数很快就迎来了拐点，并且实现了高发病数下的超低死亡率。
浙江人没忙着去打舆论仗，哪怕当时“浙江人滚出中国”“浙江人小心眼”“浙江人”的地图炮层出不穷，浙江人也没有气急败坏，而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抗击疫情，乖乖隔离，最终实现疫情基本解决。
如果问这场疫情中哪个国家的卷面分最高，那么全班第一名无疑是我们中国；如果问国内疫情中哪个省的表现最好，那么全国最佳也或许就是1200多例病患，几乎0死亡的浙江。
这已经不仅仅是浙商的和气，而是整个浙江省的和气。
团结而善良，勇敢而清醒。
共赢
“共享员工”是这次疫情之下所诞生的新词，很多不得不停产停业的公司为了员工着想，将自己手下赋闲在家的工人送去其他缺人手的公司工作，一方面缓解自身的人工成本，一方面助力兄弟企业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以求共赢。
岂止是共赢，甚至已经是共生。
大部分人认为，餐饮和旅游业是在这次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这没有错，餐饮业可谓血流成河，我们熟悉的很多老朋友都在积极输血互助。
但还有另一个行业也损失惨重：铁路/航空。
疫情之下，不少航空公司的售票遭到腰斩，从上海飞往海南的机票大概也就价值五个口罩。于是很多航空公司已经在破产重组的边缘疯狂试探。
铁路也没好太多，空荡荡的车上，无人问津的广告位，百无聊赖的列车员，放到过期的花生瓜子矿泉水。
但人总要生存，所以上海华铁旅服想了个办法，从南京和杭州分公司选出近百名一线员工前往浙江富阳，跟珍琦公司进行对接，让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临时转行，成为工厂里生产口罩的一线工人。这样既能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也能实现公司增收创效、节支降耗。
据了解，这些来自华铁的员工一开始并不习惯，但在资源置换互助开始后，很快就适应了厂方公司提供的食宿安排和工作辅导，怀着为老东家争光，给一线提供“弹药”的心态迅速上岗。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大多省市积极推动复工复产，铁路运营渐渐恢复正常。珍琦从华铁“借”来的98名“口罩工人”纷纷回到铁路一线，也把他们亲手做出来的口罩带上了列车，带给了无数返程的乘客。截至上周，已经有60多个车次的高铁上可直接购买到珍琦出产的高品质成人口罩和儿童口罩。
是为共赢。
低调
论最富裕的省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未必是浙江。
相比意外在70周年国庆大典上打出“经济强”的江苏，浙江省总体来说要低调得多。
浙江面积不大，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排名倒数，人口排名第十，而截至2019年末，浙江省纳入全国小微企业名录库的小微企业数量达到222.4万家，占在册企业的87.7%，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达233.4万家。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企业上榜最多，有91家，其次为江苏、山东、广东和河北。
出身浙江的企业家遍布各行各业，既有像宗庆后、俞飞英那样的实业派，也有马云、丁磊这样的互联网大佬，还有郭广昌、龚虹嘉这样的投资人。
藏富于民，藏富于业，是浙商的另一种智慧。
敢闯
最后是敢闯。
从19世纪以来，浙商就开始推动着东南沿海长三角的工商进程，从上海开发到叱咤十里洋场，他们走出浙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闯荡。据说目前有800万在外创业的浙商，他们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省全年GDP相仿。也就是说，在中国之外，浙商们还有一条“钱塘江”。
即使是身在国内的浙商，也从不放弃海外市场。3月中旬，珍琦有两批跨国捐赠，一批前往意大利，一批送至北京伊朗驻华大使馆。
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说一说他们在海外是怎么经营的。
商道
疫情让许多年轻人一夜之间明白了实业的重要性。
相比那些叱咤风云的金融业和互联网行业，制造业是很“平”的。这些实业家很闷，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安安静静地做着某门不起眼的营生，尽管他们其实为社会贡献了大量工作岗位，也创造出了极多的实体商品，但仍然恪守着浙商们的一大原则：低调。
在这一场战役之前，很多人甚至仍然认同西方说的那一套“去工业化”的说法，认为我们也应该向第三产业大力转型（注意是转型不是发展），跟美国或者欧洲发达国家一样走“重消费轻生产”的路线。
一场暴风骤雨之后，凡是强势去工业化的国家全都遭到了制造业缺失的毒打。
实体经济空心化，要啥没啥，平时风光无限的瑞士，像一只被拔光毛的凤凰，漂亮的羽毛一根不剩，被周边几个国家抢了无数医疗物资，连一句正式回应都没有。
当真正的压力到来，很多人才明白原来世界不是按闹分配。如今哭得再响，口罩该没有还是没有，防护服该用塑料袋还是得用塑料袋。
中国又成了世界的救星，仅仅一星期内，我们就跟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签下了一份10亿级和一份5亿级的口罩订单。
这些医疗物资来自哪里？
大部分是浙江，是浙商。
生意的模式是很多元的，有许多行业和许多方法能够让人们富起来，安全起来。但其中的内核永远不变，永远遵守自古流传的那些价值观。
正是这些经商之道，把我们从病毒的深渊巨口里拖了回来，让我们能有余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建立更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合作关系。
从古到今，能走的路我们都已经走过，能踩到的雷和坑我们都已经踩过。如果说珍琦跟华铁是浙商的缩影，那么浙商就是我们自身民族精神的缩影：
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编辑：文昭关
总编：沈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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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编：沈帅波
湃动影响力 CEO
《迭代》《瑞幸闪电战》作者。
一个立志用真诚的文字记录商业文明跌宕起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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